陶铸

50年代，陶铸在广州白云山干部试验田里劳动。

年，陶铸参观农展馆。

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右一)视察东深工程。东深工程管理局资料图片(深圳特区报)

陶铸的名字，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不能回避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他在广东一呆就是十五年，几乎一直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一段时间仍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到广东没几年，毛泽东就问他:“陶铸，你们那里个县，你去了几个?”陶铸答:“主席，我去了个。”毛泽东问乐昌县委书记:“你们高山顶上那个卫生村，你去了吗?”县委书记回答:“我还没上去，陶书记上去了。”许多干部回忆，陶铸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只要能抽出时间就马不停蹄地往乡下跑。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她父亲主政广东的历史时曾说:“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广东人对陶铸有何评说?归纳起来，认为陶铸对广东主要有三大功，有二过。

　　一大功:发展农业动真格

　　据当年任省委秘书长的张根生回忆，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南局工作，陶铸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这一年，也正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陶铸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建设上来。10月24日，他在全省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第一位任务。”年全省开始兴修水利。当时广东水利条件不好，每年种植水稻面积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有多万亩，所以大部分地区是种一季稻。水利工程主要是筑堤防洪。在珠江三角洲，兴修了樵北大围、增博大围、北江大堤等工程，以及一些引水、蓄水的小型农田水利。随着生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转向修建大、中型水库工程。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松涛水库、鹤地水库、高州水库、合水水库、南水水电站、汤溪水库、深圳水库以及东深引水工程、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系统等，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全省24座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几乎都有他视察留下的足迹。至年，全省80%以上农田都有了灌溉设备，再没有发生像年那样的全省性大旱和年东江那样的洪涝灾害。陶铸十分重视农业科研工作。过去，广东水稻品种都是高秆的，遇到大风大雨常造成倒伏，严重影响产量，每亩产量只有四五百斤。年，潮阳农民选育出矮脚南稻，翌年广东省农科院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矮秆高产良种，亩产可以达到七八百斤，甚至一千斤。陶铸对农业科学家黄继芳、黄耀祥和农民育种家洪群英等给予大力表扬和鼓励，对全省农科工作是很大的推动。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等原因，中央这一正确路线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但是陶铸和广东省委仍然把经济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全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了年，粮食产量达到亿斤，比年增长了亿斤。蔗糖、芝麻、畜牧、水产品的产量都增长了几倍。

　　陶铸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年广东大旱，为了解决粤西地区的抗旱问题，他亲自到茂名、化州一带，总结和推广龙首的经验。年他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乐昌歧乐村，总结改善农村环境和卫生条件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年他还亲自兼任一个时期中山县委书记。直至今天，这些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都怀念着与陶铸在一起的日子。

　二大功:为改革开放探路

　　广东毗邻港澳，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的经济与广东相差无几，但仅仅十几年，香港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广东却仍十分落后，这主要是国内的政策问题。陶铸深感国内的政策需要改革，管理体制需要改革，他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此后的20年里，6万多宝安人逃到香港。为了制止逃港风，宝安县委于年8月27日上报省委，希望寻求开放政策，改善百姓生活。

　　据原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当时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斤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就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拿到香港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宝安县委开始大胆探索与香港的往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初次尝试。当时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李富林回忆说，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在陶铸的默许下，宝安开放逐渐变为现实。

　　年8月13日，在李富林的布置下，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自我检讨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把边防搞得越管越死，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9月25日，广东省委回复，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并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允许沙鱼浦、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七处为小额贸易出进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全国进入困难时期时，宝安却取得了大丰收。年宝安县总收入达到万元，粮食产量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返回来，随后都陆续回来。此外，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名外逃人员回来。

　　宝安县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而这次能促成开放，前前后后都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和肯定。后来虽然迫于大形势叫停了，但是为年后的改革开放作了一场破冰式的探索。

　　在探索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按劳分配改革方面，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即在公社范围内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提出怀疑，并逐步加以纠正。他在年初就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东莞、新会、澄海、饶平和海南、湛江等地调研，多次到食堂中与群众吃饭、谈心，弄清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一年是广东最困难的时候，农村不少地方发生了水肿病，以陶铸为“第一把手”的省委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从省市地县机关抽出几万名干部分三批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纠正“三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纠正“共产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凡是平调生产队的粮物，一律退还，由财政拔出1亿多元，进行退赔;各部门、企业无偿占用的农民土地，一律退还;迅速恢复农民自留地;恢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的产品上集市自由贸易;凡群众不愿参加的集体食堂可以解散。同时，还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有计划地提高了63种农副产品的价格。陶铸亲自主持执行的这些有力措施使广东农村在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要早一年到两年。

　　二是年全省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陶铸到清远洲心公社蹲点，推广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各户承包责任田，评定产量，超产奖励，有的按比例奖励，有的全奖全罚。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经中央批准，在新会、清远、惠阳、廉江、潮安、花县等8个县进行试验，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有些地方未经批准也自发搞起来了，但终因“左”的错误影响，不得不半途而废。到年，虽然试验结束了，但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是陶铸敢于主张在经营管理上放宽放活。广东在财政方面，大体上都是包干上交，超收的大部分留给市、地、县作为地方建设资金。在粮食方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实行了几年包干不变，各县完成上交任务后，多余粮食可以自由经营和处理。在外贸出口方面，各市、地、县组织出口收到的外汇给地方一定的留成，以用于地方进口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发展农业生产。60年代，广东鼓励发展水果生产，陶铸还兼任水果生产委员会主任。那时潮州柑生产始终起色不大，主要是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太低，以至种潮州柑收益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年，当地群众要求每斤柑的价格提高一角钱，这样农民才有利可图。但要改变收购价格，在当时是很难的事，因为柑橘价格权在中央。陶铸听了汇报后，果断决定采取灵活的办法，每斤柑给予一角钱的补贴。于是大大提高了种柑的积极性，扩大了种植面积，加强了管理，到年，潮州柑的产量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大功: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广东文教事业大发展

　　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陶铸首先提出来的。

　　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当年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陶铸对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爱护，就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范例。陈寅恪在北平解放前夕，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本想赴台湾，但到广州后就住下来，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专门到广州请他到北京任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谢不就。陶铸知道后，在年的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集会上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不去，……我看他是好人!”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深受感动，隔不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愿意接受。”

　　在此期间，陶铸经常去看望陈寅恪，知道他因为用脑过度，常为失眠所苦，便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医院，陶铸指示给他派专门护士，精心照顾，并亲自探望。为了方便他的工作生活，陶铸吩咐学校为他配助手，以抄录文稿。在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时，陶铸还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陶铸尊重知识分子，也突出地反映在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上。他年调到广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了一座当时来说还颇具规模的科学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也是他亲自决定的;《羊城晚报》的创办是他提议和促成的;暨南大学的复建是他一手支持的。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每年春天和秋天，必定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见面一次谈形势，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并把这种例会形成一种制度，戏称“春秋二祭”。

　　人无完人，陶铸在广东也做了一些错事，而且有一些错事一直得不到广东人的谅解。若按陶斯亮的说法，其父应有三分过的话，笔者以为主要是两点:

　　其一在土改问题上。广东解放较迟，而且华侨众多，在划分地主、富农成分时十分复杂。叶剑英、方方等开展土改时，在把握政策上十分谨慎，对恶霸地主的掌握也特别严格，土改的速度未能达到中央的要求。毛泽东再三要求广东加快土改的步伐，尽快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盼望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到实现，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支援抗美援朝。于是派以速度快和手段果断著称的陶铸来加强广东的领导，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后叶剑英调到中南局任第二书记，陶铸任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土改按陶铸的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伤害了一些华侨的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当年没收了的华侨的房屋退回。

　　其二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反地方主义”有两次。第一次是年，主要是反以方方为首的“地方主义”。叶剑英调走后，方方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最后调离广东。受株连的还有一大批省、地、市、县干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予以平反昭雪。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年，海南区一些干部不满陶铸对海南区和琼崖纵队的做法，向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海南籍干部冯白驹和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古大存等被撤销职务，下放乡村劳动改造。

　　另外，反瞒产、搞“浮夸风”也应算为过。年，全国范围内头脑发热，搞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广东也同样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错误，陶铸赞成支持“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干饭”这个口号。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年晚稻的高度密植，大批农业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严重受阻;接着又大反瞒产，实行“吃三顿干饭不要钱”。到年四五月，三顿干饭吃不下去了，许多农村吃稀粥都有困难，城市供应更紧张。这一年还错误的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造成种植面积减少几百万亩，加上东江地区严重水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年，广东省不少地方饿死了人。但是陶铸在反瞒产、“浮夸风”问题上勇于承认错误，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对此，大部分广东人民还是谅解的。（摘自《红广角》年第7期，原文题为《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曰:我父亲在广东有七分功三分过》，全文约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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