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俗的春节与作为个人记忆的春节是两回事。你兴奋不已的，他人未必感兴趣；反过来，别人津津乐道的，你也很可能插不上嘴。说全国人民享有“同一个春节”，在我看来近乎幻象。共享的，只有休假与美食；就连团圆与否、鞭炮有无，如今也都成了未知数。其他习俗，更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春节，属于年。无关“国泰民安”大格局，纯属自家小问题。那年，我第一次偕新婚不久的妻子回乡。三兄弟都娶了媳妇，阖家团圆，自然是其乐融融了。父母亲私下支招，为了逗不懂普通话的祖母开心，妻子临时抱佛脚，学了几句潮州话。这一招很管用，原本叮嘱不要找“不会说话”的媳妇的祖母，如今连连夸奖这孙媳妇好，会说话。日后的春节，或南北遥望，或人天相隔，如此温馨的场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在我记忆中，那年潮州的天特别蓝，笑脸特别多，潮州柑特别甜，潮州大锣鼓也特别响。

　　偶尔与皇城根下长大的妻子聊起来，她也对这个在南方小城度过的春节特有好感，而且还提及一个细节——大年初一在当地西湖公园外边观看潮州大锣鼓，那些扛标旗的少女很可爱。想想也是，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观赏过诸多节庆场面，要说闹中取静、武中有文、俗中带雅，还属潮州大锣鼓队中扛着标旗“招摇过市”的靓女们。

　　作为粤东地区及东南亚流传极广的传统音乐，潮州大锣鼓兼及锣鼓乐与管弦乐，特别适合于行进中表演。关于潮州大锣鼓的历史溯源及演奏特点，自有专家论述，我只知道，相对于固定舞台或典礼表演，节庆时的巡游最见风采。配合着神像、花车、舞蹈、标旗，以及不时炸响的震耳欲聋的鞭炮，这个时候的潮州大锣鼓，虽仍有迎神赛会的意味，但其周游街巷，祈福远大于酬神，人间趣味占绝对优势。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即便都是春节巡游，各地的鼓乐与花车也不尽相同，难分高低。比起踩着喜庆的锣鼓点上蹿下跳、威武刚猛的舞龙或舞狮，潮州大锣鼓队中扛着标旗默默行进的少女，实在是过于娴静了——既不唱，也不跳，只靠身姿与面容，还有肩上的各色标旗，吸引着无数围观的群众。

　　大概是读书人的缘故，我们首先 　　这些精心制作的标旗，平时妥善收藏着，过年过节或重要庆典时，方才用竹竿穿起来，由妙龄少女横扛着，随同锣鼓队巡游乡里或城镇。前头挂一小袋潮州柑，寓意“大吉大利”，后面的竹梢随步伐上下颤动，更显少女之婀娜多姿。至于扛标旗的少女，穿华服，戴墨镜，步态轻盈，面容娇美，更是万众瞩目。

　　前些天在东京的东洋文库与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现任东洋文库图书部主任的田仲一成教授聊天，说起他当年拍摄潮州祭祀戏剧相关照片，我问还记不记得那些扛标旗的标致少女。他连声说记得记得，只是没注意这些少女是否长得漂亮。

　　田仲先生年到年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各国所拍摄的有关祭祀演剧的资料照片枚，现挂在日本东洋文库网页上，可查询并下载。我以“潮州”为主题词检索，得枚，其中年阴历七月初十拍摄的香港筲箕湾巡游，有9张出现少女挑花灯或扛标旗。拍摄者研究祭祀与演剧，故注重场面及氛围，图片上的少女，或仅存背影，或只露半边脸，没有特写镜头。这明显不同于街边围观民众的观赏趣味。有人拜神像，有人听锣鼓，有人赏标旗，但更多的是指点这个或那个姿娘仔（潮州话，指未婚少女）“好看”“雅绝”“有架势”。这里所评说的，包括面容、扮相与步态，混合着舞台感与现实性。

　　这些扛标旗的少女，随锣鼓队走大半天路，很累。可这是个好活，大家抢着做。我在潮汕某山村插队时，有机会仔细观察农村里的春节活动。年冬天，大队宣传委员被抽调学习，我代管三个月。筹备春节联欢活动，那可是宣传委员一年中最吃重的活。作为“临时代办”，我注意到，为了这扛标旗的四个名额，各房头及大队干部争得死去活来。哪个房头都有好看的姿娘仔，凭什么让她们几个独享荣耀？要知道，有了这堂堂正正地在公众面前展示风采的大好机会，春节过后，自然而然就成了本村乃至四乡六里的名人，还愁嫁不到个好人家？以至介绍某某女孩时，你只要说她曾扛过标旗，大家就能想象她的相貌、人品、家世、步态等。

　　年春夏，我在巴黎某大学教书，刚到时，便听朋友绘声绘色讲述春节前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花车游行。那是为了纪念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官方主持、民间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来巴黎之前看过相关报道，说潮州大锣鼓作为此次新年大巡游的压轴节目，如何引发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其中还特别提及那15支用中法两种文字绣着新春祝语的标旗。出于好奇，我问这位朋友，注意到那些扛标旗的少女没有？很遗憾，对方一脸茫然。

　　开始有点丧气，后来我想明白了——如此华丽且宽广的大街，本就不是扛标旗少女的舞台。我相信，除了若干怀乡的潮汕人，现场其他观众，都被充满动感的舞龙或舞狮吸引，而很少 　　这就说到，我们潮州那些扛标旗的少女，生活在乡村或小镇上，没有受过任何走T台或戏剧表演的专业训练，只是偶然被选中，便扛上标旗，近乎无师自通地“摇曳多姿”起来。这是巡游队伍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其特殊魅力在于与围观民众的良好互动——熟悉更好，不认识也没关系，都处在同一个生活圈。某种意义上，这是农业社会自娱自乐的“选美比赛”加“时装秀”，更适合于走在乡镇或小城的街道上，而不属于繁华的大都市。

　　在《朝花夕拾·五猖会》中，鲁迅曾感叹张岱《陶庵梦忆》描写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为了扮演梁山泊好汉三十六将，而“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这样的雅兴与壮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生活形态变了，游神赛会的形式与风格也必然随着改变。同样道理，随着电视普及、网络便利、出游频繁，眼界日渐开阔的年轻人，或许不再围观、欣羡那些扛标旗的少女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很可能一生只有一次扛标旗机会的少女，随潮州大锣鼓巡游时，普遍戴着墨镜。这可不是为了遮阳，也不是为了扮酷，而是便于少女在行进或歇息时观察路边群众。这里用得着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很好奇，不知这些曾戴着墨镜，扛标旗走过乡镇或小城的少女们，多年后，如何追忆此等风光时刻？